中国政府当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发布时间:2022年08月28日

       10月12日19:00, 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 美国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资料显示, 前者是公共资源研究的领军学者, 后者是“新制度经济学”之称, 其突出贡献在于管理的科学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此前对获奖非常直言不讳的主流经济学家, 比如研究货币政策的经济学家约翰泰勒, 却被诺贝尔经济学奖拒绝了。 “这既是意料之中的, 也是出乎意料的, ”央行研究局研究员邹平佐评论道。 《华夏时报》:这两位经济学家为何“出乎意料”获得诺贝尔奖? 邹平佐:有两个意思:一是他们出人意料地获奖了; 第二, 我们也很自豪这个奖项实际上是颁发给中国的。 当今世界, 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新制度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解决了中国13亿人口的吃饱问题, 也实现了中国的崛起。
        哪个国家取得了如此骄人的成绩? 此外, 是中国强调人与生态的互动, 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 中央不仅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战略, 而且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五项总体部署:统筹城乡发展、统筹规划 区域发展总体规划、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总体规划、国内发展总体规划。 并向公众开放。 这五个总体规划包含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远远超出了奥斯特罗姆的视野, 并在中国得到了实际实施。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理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华夏时报》:虽然有人对这个奖项有质疑, 但还是有导向的。
        你怎么看呢? 邹平佐:这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否定。 具体来说, 以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派不仅未能预测到这场重大危机的爆发,

反而在引爆这场重大危机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华夏时报》:在您看来, 他们决策失误? 邹平佐:雷曼兄弟的破产倒闭被认为是一场重大危机的开始, 次贷立即被认为是这场重大危机的根源。
        银行家的贪婪和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成为指责的对象。 问题还不止于此。 2004年至2006年底, 美联储通过14次加息加息3.5个百分点。 美联储将物价上涨归咎于货币流动性过剩, 这实际上是全球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尤其是金砖国家需求上升。
        纯粹错误的货币政策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造成了致命打击, 成为引发次贷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实施者是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 《华夏时报》:美联储的紧缩政策是错误的, 看来我们也未能幸免。 自从自2007年1月起, 直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我国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 你怎么看? 邹平佐:这也给国内主流经济学家敲响了警钟。 有必要回顾一下如何看待过热和气泡。 产生泡沫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价格上涨过快而无法偏离价值; 二是价值下降, 包括企业利润下降、普通民众收入下降、成本上升。 中国属于后一类, 解决办法是通过提高整体生产力水平、推动自主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和转变消除泡沫来增加有效供给, 而不是收紧政策。 因此, 仅仅依靠货币政策是有缺陷的。 《华夏时报》:对此, 本报在今年的两期中率先以《经济学家为何误判》一文对经济政策进行了反思:紧缩的货币政策难以预料, 没有得到适当的衡量和行动。 既灵活又紧, 实际上加剧了经济困难。 今天, 中国经济复苏似乎掩盖了反思的深度。 邹平佐:反思是必须的。 中国目前的崛起主要是经济的崛起, 我们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 这样才能形成中国的自信。 经济理论的傀儡还依附于西方, 我们怎么能完全相信他们的经济政策? 前苏联和阿根廷都有这样的教训。 他们不是被自己的制度打败的, 而是被西方经济理论打败的。 这场大危机给了我们反思的机会。 《华夏时报》:那么在复苏的过程中, 经济政策是否应该更加谨慎? 邹平佐:应该更加谨慎。 在保持资金有效投入的同时, 要清醒认识当前的两个问题:一是所谓产能过剩是产能过剩还是需求不足? 二是贸易壁垒上升隐藏风险。 1933 年大危机的直接原因是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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